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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佐村的旗杆夹

    发布时间:2018-07-04

    在肃宁县城中心西北直线距离约4公里处,是袁佐村,村里老话就有“东南八里县大堂”的说法。

    袁佐村现有500余户,2000余人。村里历来只有一条东西大街,长500余米,平均宽10余米。在大街的正中北侧,有一对青白石旗杆夹,应是袁佐村现在保存最完好的公众古文物了。

    旗杆夹上未发现任何文字,现在也没有找到可考年代的资料,所以具体设置年代目前不详。村里传下来的说法不一,一说是明朝天启(始于1621)年间的,一说是清朝乾隆(始于1736)年间的,且按两说取中计算,也应有300年了。

    现在旗杆夹的整体绝大部分在地面以下,露在地面以上的只有30厘米左右,街道硬化前大概在40多厘米。直观呈现为两块顶面各东西长约52厘米、宽约22厘米、高约30厘米的长方体状,南北齐并,平行距离约为23厘米。近地平处,两块夹石正中各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圆孔相对,应是固定旗杆夹用的;地平以下约80厘米处,还有一对。近50年来,旗杆夹中间一直竖着一个大电杆,杆顶装有四只分向东西南北的大高音喇叭,杆顶上又加接一段旗杆,旗杆顶上装挂一面能随风转动的金属板红旗,成了名符其实的旗杆夹。喇叭一响,声音传遍全村的四面八方;随风飘扬转动的红旗,还能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旗杆夹的北面原是一座关帝庙,据说当初很一般,后因某书生进京赶考途中宿于庙内时许过愿,后高中三甲前来还愿,遂使庙内香火旺盛,远近来朝拜者不断。旗杆夹应为庙前面的配套设施,《西游记》故事中,孙悟空把尾巴变成旗杆置于后面被杨戬识破,便可佐证应为庙前。

    袁佐村原有的土地庙、奶奶庙,以至于规模较大的三官庙,其遗址处均未留有旗杆夹,不清楚本就没设,还是后被移去,这是外话。

    这旗杆夹既平凡而又不平凡,平凡是它无奇无华,不高不大,村人皆知,任人蹬坐;不平凡的是它存在时间之长、经历见证之久、接触人体次数之多,是袁佐其他物件远不能比的。

    试想按旗杆夹设置300年计,300个春秋冬夏,燕来燕往、草木枯荣;期间数不清的风吹日晒、酷暑严寒、雪压霜打、雷震雨冲,它屹然不动。300年中,斗转星移,改朝换代,世事多变,物竞人迁,它面前的街道冲了又垫,垫了又冲;街边的树木栽了又伐,伐发了又栽;街上的房屋宅院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分合扩缩,几经易主,旗杆夹却原封未动,仪态如初。这也是袁佐村其他物件不可比的。300年中,它陪着星月守护着一个个夜晚,伴着雄鸡迎接着一个个黎明,看着忙闲游乐的人们度过一个个白天;300年中,它面前迎来过2000多次婚车婚轿,送走过约4000多次棺罩白幡。它陪伴的袁佐村十多代人的出生、成长、成家、创业、老去,这也是袁佐村其他物件难能可比的。漫长的岁月,不但没使它移动毁损,反而更磨光了它上面的八个棱角,显得更随人意。

    旗杆夹还可以说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证物。太早的传说不详,小时候听常坐在旗夹上的老人们说过这样几件事:吴某人的爷爷在旗杆夹东南不远处被两个年轻“长毛”(太平天国兵,1864年败)无辜用长枪刺死,下跪求饶亦未幸免;闹义和团年间(约为1900年),义和团人由此往南去追杀了两名女奉教人;闹“奉军”的时候(直奉战争约在1925年左右),为避免战乱,好些村民套上牛车,拉上家人和吃用物资,从旗杆夹前匆匆往外出逃,因听说村东三官庙西侧的南北大道(俗称骆驼道,那时晚间时有听到驼铃声)是“奉军”的行军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旗杆夹处常常是抗日工作者和抗日武装人员夜间秘密联络接头处。一次,时任肃宁县委主要成员的胡继宗主任来袁佐村开展工作,突遇日伪进村扫荡,他正在旗杆夹东南一处吴姓人家屋内,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拼冲突围。后因群众诱敌掩护,敌伪未进此院而化险。当年,肃宁县大队四区小队的战士们冒险从肃宁西关抢运回了未及劫场解救而被日伪杀害的县妇会主任郭永一等五位女烈士的遗体到这里,后安葬在了旗杆夹西北300多米的村边。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移葬烈士陵园。1944年中秋节的那个晚上,本村农民协助攻城队的人员也是从这里集合出发,带上长柄的大镐小镐、大鼓、鞭炮等,与全县围城的军民一起助阵,擂鼓放鞭,一举解放了被日伪统治的肃宁。

    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几年间(1946-1959),袁佐村和其他村镇一样,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在这一系列农村运动中,敲大鼓举大旗开大会,游行宣传喊口号等时常有,而旗杆夹处都是这些活动的必经之地和主要场点。十年文革期间,记不清的学生、群众派别的各种游行队伍不断,旗杆夹处也是必经之地,也是重点停驻,反复呼喊、讲演、声讨、集会的地方。村里的一些群众大会也常选在这里举行。

    再有远的不清楚。较近的1956年和1963年的大洪水都淹到了旗杆夹的近前,被临时打起来的堤埝挡在了离它几十米的地方。60年代中的邢台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都曾摇得旗杆夹上的旗杆、喇叭剧烈晃动,吱吱作响,但终未折倒。

    五十多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党政机关的政令法规,有关农村农民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的各种信息声音,总是大多由旗杆夹上的高音喇叭传遍全村,使大家心领神会,备受其益。

    以上诸项,暂可称之为旗杆夹对这些历史的见证吧。

    旗杆夹还有一个村里其他具体物件不可比的是,300多年来有多少次人体接触到它,应该是一个小天文数字。

    我们暂且从几个常见的方面说说看。旗杆夹是大街中心北侧的“固定座位”,背风向阳,旁边多常年有树,冬暖夏凉。平日里老人、闲人、看孩子的常坐于此。过去相当长的年代里,人们肩背、肩扛、肩挑担的人多,加上推单轮车的,走到这里歇歇缓缓是常事;学生们上下学的路上顺便蹬蹬坐坐爬爬玩玩也是常事。在过去很长的没有手机电视等现代娱乐媒体工具的年代里,这里是饭前饭后甚至晚上睡觉前孩子们玩耍游戏的重点场所和集合点。每天蹬坐爬跳旗杆夹的孩子们难以计算。这里是全村的中心位置,是平日里串乡卖货商车等必停之处,有的甚至在这里一停就是半天或更长的时间,买的、问的、看的人中蹬坐不断。过去说书、变戏法等艺人更是多选于此处,铸铁铸铝炸油条的也多在次安锅立灶,蹬坐靠歇的人也难以计算。

    几十年前的农村电影盛行期间(本村70年代末还自购了放映机),这里总是放电影的首选之地,每次蹬坐人数可想而知。历来本村的红白喜事都有转街撂场重点演奏耍唱的习俗,每次都首选在这里,每次里三层外三层挤看的人群中蹬坐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再就是袁佐村传统的农历三、八集,这里更是集市的中心地带,每个节日里接触旗杆夹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且多少年来更是无法统计。

    未提到的方面还有不少,就综上所述,300年来肢体接触旗杆夹石的人数、次数应该是一个小天文数字,这是袁佐村其他物件不能比的。

    旗杆夹还是袁佐村里的一个主要地标性的物件,人们习惯的把旗杆夹以东叫“东头”,以西叫“西头”。平时谈论到涉及街上的事情,总常习惯地说是在旗杆夹以东或者以西多远多远等等。涉及大街中心地带的人们习惯地称为“旗杆夹那儿”等等。所以旗杆夹在村里的地标性很强,村里的人们因居住太远,或因生活、从业、交往等原因,有些人互相之间可能不太熟悉,但说到旗杆夹可能没多少不知道的。

    关于旗杆夹,还有一个有关联的说法也很有意思。小时候听母亲学爷爷在世的时候说过,袁佐村是个“船底街”,街上竖旗杆村里人日子就好过。那时候不明白“船底街”是什么意思,长大后因工作原因,几十年中大多日子里要从大街东头走到西头并往返,想到爷爷传下来的话便多次留意观察,果然发现了“船底街:的说法有据。原来这条长500多米的东西大街是中间宽(约12米)、两头稍窄(约8.8米)。有意思的是,从旗杆夹的大街中心区起,越往东,街道逐渐向东南延伸;而从街中心区越往西,街道逐渐向西南延伸;站在街中心都能看到大街的东西两头,而站在大街东头却看不见大街西头,站在西头也看不见东头,但在大街的东西两头都能看见中心的旗杆夹。如用航拍来看,它就像一条中间宽、两头窄且翘的船底侧面。这大概就是“船底街”说法得以验证吧,不知对否。

    至于说街上竖了旗杆村里日子就好过,老人们没留下任何解释。但可以试以“船底街”的概念推想,街如船底,那就可以说整个村子是船体,全村就像一条大船。大船要有风帆,风帆要挂在桅杆上,桅杆顶上要挂旗,那就成了旗杆。想想看,红旗飘飘,风帆满满,大船顺风顺水,乘风破浪,奋力向前,前程美好。不知这样推想是否符合原意,但至少应该有这层意思;虽说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说来也巧,最当初竖旗杆的年月不知村况如何,也无从可考。只是60年代中期,竖起了旗杆以后,旗杆夹又名符其实了。袁佐村的集体经济出现了长足发展,几年间村集体相聚开办了皮革加工、地毯、针织、轧花、榨油、粮食加工、红炉铁业、机械打井等农村工副业专门队伍,并开展得红红火火效益显著。又很快在村西建起了集以上厂、点合一的“西大院”,相当于当今概念的工业园区。厂房车间合理分布,并自配了发电机(那时常停电),每天上下班有100多人。后又添置了大型农机,并纳入了粮棉油良种培育、大牲畜繁育、化肥存储等为一体的更大规模园区。工副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集体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全村机电化的发展,粮棉油产量大幅度提高,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70年代全大街到西大院就都安装了路灯,购置了电影机,成为当时远近小有名气的村子。这也可以算作应了那句“竖了旗杆日子好过”的老话吧!其实这样说不免有很大迷信的成份,试看这改革开放后大发展的几十年,村村的发展变化翻天覆地,全国更是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大部分初步进入了小康水平。几十年的变化胜过了几百年、几千年,而且会越来越好,这就不是“船底街”和有无旗杆的问题了吧?

    旗杆夹近代的还有几次险些被移毁的经历。只就近60多年中就有过这么几次:50年代初期,旗杆夹南偏东约20米处是那时的村小学,曾有一位老师(外村籍)带着一群学生来挖旗杆夹石,想把它挖出来放在小学校门两侧做门墩。挖了半天没见底,最后放弃。文革期间又被人挖开,挖了齐胸深,下面那一对圆孔清楚地露了出来,但仍不知有多深,后又原封填平。

    前几年夏季的一次大暴雨,雨水灌塌了旗杆夹侧下面的旧地道(70年代初备战时期挖的防空洞),旗杆夹一侧整体几乎全露了出来,约有两米多高,所幸没有倒倾,后被填平。稍后的街道二次水泥硬化时,觉的旗杆夹的位置影响大街主干道的拓宽,想把它移走,也是所幸没动,真是次次有惊无险。

    由此联想到本县很多早期石质文物多有被毁,或下落不明或移身他处。这对青石旗杆夹仍原封不动完好保留在300年来的原址,真是不容易。试想让它埋浅露多,可能早被移走或者毁坏了。如它上面有精美的雕饰,也许早被文物贩子偷走了。可谓是“深藏浅露多善保,平淡无华少招灾”啊。

    但愿陪伴袁佐村民长期多代共处的这对旗杆夹一直完好地保存下去,伴着更多的人出生、成长,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作者: 吴鹤银